發布時間： 2025-08-14 14:22 來源：新華網
早上八點，北京一家三甲醫院門口，65歲的李阿姨正在等待一位陌生的“陪診師”。子女在外地，腿腳不便的她已記不得第幾次請人陪同就醫。“流程復雜，我自己一個人根本看不了。”她說。
醫院里，護理員小賈正幫著患者翻身、喂水、安撫情緒——這些原本屬于家屬的任務，如今也逐漸外包給了“專業陪護”。在城市的另一端，年輕人也在為自己的情緒尋找“搭子”：有人找人一起跑步，有人找人在線游戲，還有人通過社交平臺發布“陪我爬山”的請求。
從老年人的就醫陪診，到住院患者的生活照護，再到年輕人的情感陪伴需求，“陪伴經濟”正逐步滲透到人們的生活場景之中。
國金證券預測，到2025年，中國“陪伴經濟”市場規模將突破500億元。這一被催生出的新型消費需求背后，既是社會老齡化與家庭結構變化帶來的現實需求，也揭示出當前醫療照護與情緒支持的巨大市場潛力。
陪診：就醫“新幫手”
“父母年紀大了，看病得跑好幾個科室，我們兄妹幾個都要上班，請一個陪診師幫忙，是實實在在的需要。”北京王女士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道。她家中父母均超過80歲，兄弟姐妹多在外地，陪診服務成為她照護父母時的剛需。
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3億，接近總人口的22%，近一半為空巢老人。“就醫流程復雜，老人記不住路線，也不會使用手機掛號、繳費，很多老年患者很難獨立完成就診流程。”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執行會長徐建中說，“尤其是一些異地就醫的老人，更加需要有一個能協助他們完成流程、提供一定情緒支持的人員。”
徐建中認為，陪診服務正在從邊緣需求向剛需轉變。北京某醫院外，陪診師黃媛（化名）每天穿梭在醫院各科室之間，幫助老人掛號、排隊、繳費、問診、取藥。“他們有的子女不在身邊，有的腿腳不好，我就是他們的‘導醫+子女+翻譯’。”她說。
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等聯合發布的《陪診服務發展研究報告（2025）》顯示，老年人對陪診服務需求旺盛。據統計，88.54%的社區老年人在就醫過程中存在家人無法及時陪同的現象，在養老機構中，這一數字更是達到98.30%。
值得注意的是，相關服務正在逐步規范。徐建中介紹，今年5月，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已牽頭發布《老年陪診服務規范》，這是我國第一部面向老年人就醫陪診過程的系統性團體標準，內容涵蓋服務流程、安全守則、人員培訓、投訴機制等方面。“這不是臨時幫一把的活兒，而是一個需要建立信任、長期存在的服務類型。”他說。
他指出，未來要推動陪診服務向“標準化+職業化”邁進，包括建立相應的認證機制、服務分級制度，以及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基層網絡的銜接。
陪護：“照護縫隙”如何補上？
如果說陪診是門診流程中的“新型助手”，那么陪護服務則覆蓋了更廣泛的日常照護場景——包括醫院、養老院與家庭。
“現在很多子女上班忙，又沒有照護經驗，只能雇護工。”70歲的王先生因糖尿病住院三次，幾乎每次都靠護工照料。
第五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失能老年人約3500萬，占全體老年人的11.6%。據測算，到2035年，我國失能老年人將達到4600萬，到2050年達到5800萬左右，且由此導致的照護需求持續攀升。
“陪護不是簡單地喂飯、翻身，特別是對于術后康復或者失能老人，需要專業知識與長期經驗。”中國家庭服務業協會會長王淑霞表示，“目前全國護理類家政人員整體短缺嚴重，結構性矛盾突出。一方面崗位需求巨大，另一方面專業化、持證上崗的人才供不應求。”
目前陪護服務可分為生活照料型、基礎護理型、康復支持型三類，但由于標準不統一、人員來源多樣，導致行業服務質量波動大。王淑霞坦言，在部分地區，由于缺乏統一培訓機制，不少陪護員只是經過幾天的速成課程，便開始在醫院陪床接單。“這類‘游擊型’服務不僅水平參差，而且患者一旦出現突發狀況，很容易因處理不當造成風險。”
采訪中，不少家屬面對護理服務，也常常心存疑慮。“我們不敢把父母交給一個來歷不明的護工。”一位受訪者表示。
記者了解到，作為探索，在北京、武漢、上海等地，一批養老服務機構建立了從就診準備到照護反饋的全流程服務標準，并結合培訓、資質審查和應急處置培訓，提升照護人員的專業能力；還有的通過數字化平臺，對服務過程進行實時追蹤和質量評估，實現信息可視化和用戶反饋閉環。
王淑霞認為，護理服務應形成“社區—醫院—家庭”之間的照護協同網絡，并推動分級管理與技能培訓系統建設，“不能只靠個體經驗和口碑支撐整個行業”。
“免陪照護”：制度轉型中的新探索
隨著陪診陪護市場升溫，“免陪照護”正成為醫療系統應對照護壓力的新探索。
6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中醫藥局、國家疾控局聯合啟動“醫院免陪照護服務試點”。目前，廣州、重慶等地已率先探索相關服務模式。
“免陪照護并不意味著沒有人陪，而是由醫院或第三方專業照護服務團隊來接管傳統由家屬完成的陪護工作。”國家衛生健康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健康經濟與保障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郝曉寧在接受新華網采訪時指出，“這一模式更強調照護的專業性、流程的閉環管理和安全責任的明晰。”
郝曉寧認為，當前子女與老年人“一北一南”、“一城一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傳統的住院陪護多由家屬承擔，效率低、責任不清、照護缺乏專業性。“免陪照護”模式通過醫院主導，在流程環節、責任明確、減輕家庭負擔方面提供了現實可行的路徑。
郝曉寧強調，“陪護服務市場化與免陪照護并非對立關系，而是互為補充。前者解決供給問題，后者提升體系效率。”她同時指出，當前免陪照護仍面臨護理人才緊缺、服務定價機制不清、醫療責任邊界模糊等現實挑戰，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優化。
作為試點省份之一，四川省在多個地市的三級醫院推廣“免陪照護”模式。在成都市第八人民醫院，通過電子門禁系統、照護信息平臺以及責任護士協同管理機制，已建立起一支由院方主導、統一管理的照護隊伍。上海則率先探索“無陪護病房”改革，部分三甲醫院引入外包護理團隊，在流程、人員配置和服務評價機制上逐步實現系統化管理。
采訪中，照護服務第三方機構康護之家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免陪照護本質上是一次照護體系的結構性重構，需要在服務模式、人員供給、技術支撐等層面同步推進。免陪照護未來的發展不僅依賴服務供給能力的提升，更需在制度層面逐步明確照護責任邊界、質量評估標準及可持續的支持機制。
“搭子經濟”？多元陪伴服務擴展
如果說老年群體撐起了陪診與陪護這類功能型“陪伴服務”的市場底座，那么年輕人正在推動情緒型陪伴業態的延伸。
“我們不是缺朋友，而是缺一個在需要時能陪在身邊的人。”一位陪跑服務用戶表示，她每周都會預約陪跑員，理由是“更容易堅持”。
近年來，“搭子文化”在年輕人群體中興起。從陪跑、陪練、陪聊到線下“陪吃飯”“陪看展”，多種情緒陪伴服務逐漸商品化、平臺化。有機構將這些服務整合為“情緒照護”類項目，為用戶提供定制化的陪伴體驗。
但正因入行門檻低、缺乏行業標準，情緒型陪伴服務也存在較大隱患：內容虛假、服務不達預期、隱私泄露、低俗擦邊等現象時有發生，部分平臺信息真實性難以核實，用戶權益缺乏保障。
面對情緒陪伴服務可能引發的糾紛，法律界人士提醒消費者增強風險意識。消費者應保留交易記錄、溝通內容等證據，如遇糾紛可通過平臺申訴、消費者協會投訴，必要時提起民事訴訟主張權利。
與這種去中心化、松散型的情緒陪伴服務相比，平臺經濟正大規模介入功能型陪伴服務領域。京東、美團、阿里等平臺已陸續開設陪診、陪護等服務，構建服務供需匹配機制。
業內人士指出，養老、家政等服務機構自營可直接管理服務人員，強調服務的連續性和品牌口碑，但組織和管理成本較高；而平臺模式則以連接供需為核心，開放性強、擴展迅速，但如何規范準入與質量把控仍是關鍵。
目前，一些自營型服務機構也在接入平臺拓展客源，與平臺形成“線上導流、線下服務”的融合發展趨勢。無論模式如何演化，誰能在質量控制、信任機制與規模效率之間找到平衡，誰就有可能在這個新興市場中搶占先機。
陪伴經濟帶來了就業機會、服務供給與新型消費，但也帶來了“誰來服務”“誰來監管”“服務好不好”的連鎖議題。陪伴經濟的發展不是簡單的藍海擴張，而是亟需多方共建的一項長期工程。正如郝曉寧所說，只有在標準、倫理、制度的共同作用下，才能讓“陪伴”成為一項有溫度、有保障的服務，真正回應家庭的現實焦慮與情感呼聲。
責任編輯：楊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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